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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缴、责令退赔制度与民事救济的衔接
——以借贷之名的诈骗案为视角
作者:龙岩市长汀人民法院 陈靖芬  发布时间:2019-08-05 16:21:26 打印 字号: | |

论文提要

追缴、责令退赔制度是刑事诉讼对公民财产权保护的体现,主要集中于侵财类案件;与民事诉讼中的民间借贷相比,该保护制度存在救济不全面、不彻底且阻却其他救济途径的缺陷。该缺陷源于刑法保护直接损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限制、刑民交叉时不兼容的朴素观念;2015年8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明确涉犯罪合同并不当然无效,开启了对追缴、责令退赔制度缺陷的救济设计,但囿于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刑事判决对犯罪行为(诈骗)的评价与民事判决对合同效力评价,属于对一行为的重复评价,两种评价存在理论与逻辑的冲突,另制度上就间接损失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上存在空白等原因,该《规定》所起的保护作用尚无实效(全文共计7518字)

 

主要创新观点:

追缴、责令退赔制度是刑事诉讼(主要集中于在侵财类案件)对公民合法财产的保护制度,但其存在救济不全面(仅局限于直接损失的保护)、不彻底,阻却了被害人在该制度不足以填补损失时寻求民事救济的途径。笔者认为,刑事诉讼以追缴、责令退赔方式对被害人的直接损失予以保护后,被害人仍然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主张利息、滞纳金等间接损失,其法律依据在于《规定》明确了涉犯罪合同并不当然无效,因此即使一方(被告人)签订合同的行为构成了犯罪,如诈骗罪,若合同相对方(被害人)不行使撤销权,则该合同仍在双方之间有效,所涉及的间接损失或利益均应受到保护,即被害人(原告)可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要求被告人(被告)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利息或折旧等间接损失或利益,这与之前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进行评价不存在重复评价、不违背一事不再理原则;若为避免直观的冲突,笔者认为可以求偿权为案由解决这一问题。   

   

 

 

 

 

 

 

 

 

以下正文:

追缴、责令退赔制度是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专门活动,其不同于刑法所设置的罚金、没收财产等财产刑,是司法机关通过强制手段对被害人的财产损失予以补偿。2014年1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将该制度的适用范围和作用进一步明确化,但无论是从刑法还是刑事诉讼法中均排除了该制度对间接损失的适用及通过民事诉讼救济的可能。本文即从追缴、责令退赔制度的保护范围及民事诉讼对间接损失的救济补充入手,以期使公民财产权益得到充分的保护。

一、追缴、责令退赔制度之刍议

(一)追缴、责令退赔制度的确立与弊端

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通过犯罪手段所得的财物,应当追缴或者责令其退赔;对属于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这是追缴、责令退赔制度的确立,也是对被害人财产保护的体现,多适用于刑法第五章侵犯财产类的案件。《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2013年1月1日颁布,以下简称《解释》)中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被告人非法占有的他人财产,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但被害人就前述被非法处占有或处置的财产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该规定是对追缴、责令退赔制度的适用范围进一步说明,但强调不得以附带民事诉讼进行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2013年10月21日发布,以下简称《批复》)也同样规定了在刑事诉讼中对被非法占有财产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情形,但对被害人所提起的要求返还财产的给付之诉则不予受理。这与《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月颁布,以下简称《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规定》)第五条所规定的,被害人因被告人的罪行所遭受的财产损失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而向人民法院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有所不一致,但实践中有观点认为2013年的《解释》和《批复》是针对被害人的损失经追缴、责令退赔得以弥补的,不得再附带民事诉讼或另行民事起诉,而《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规定》则是强调损失经追缴、责令退赔后仍不能弥补损失的,被害人可另行民事诉讼。若依照此种方式,对被害人财产权可以通过刑事和民事得到充分的保护,但《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规定》于2015年1月19日被废止,这意味着被害人的损失经责令追缴和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而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笔者认为,这是削弱了刑事诉讼对被害人财产权的保护,主要体现在:

首先,被害人被非法占有的财产虽由刑事判决在判决主文中以追缴、责令退赔方式予以保护,但因司法解释明文规定不得再以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或另行民事诉讼的方式进行处理,对被害人来说,其丧失主张利息、滞纳金等间接损失的途径和依据。

其次,与民间借贷或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的民事诉讼相比,民事诉讼对本金及符合法律规定的利息等间接损失均予以保护,而刑事诉讼的追缴、责令退赔制度只保护被犯罪分子非法占有的财产即直接损失,如A以虚假的房产证件抵押(未经登记)向B借款50万元,并出具借条一张,约定月利率2%,B基于抵押房产对A的还款能力的信任出借资金。A诈骗他人一事败露后,被检察院以诈骗罪起诉至法院,法院在查明A的诈骗犯罪事实后,以诈骗罪对其定罪处罚,并责令退赔被害人五十万元。但若A未涉及诈骗,因到期未履行还款付息的义务,B向法院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A还款,法院在查明借款事实确立双方借贷关系的情况下,不仅判决A返还B借款本金50万元,基于出借本金的50万元所衍生的利息仍能得到保障。

因此,现有规定明确被非法占有的财产在经过追缴、责令退赔后不得再以民事诉讼寻求财产权的保护,这意味着被害人丧失通过民事救济修复刑事诉讼在公民财产权保护方面存在缺陷的机会。

(二)追缴、责令退赔制度弊端的原因剖析

关于刑事诉讼中出现的财产权保护不彻底问题,主要产生于以下几个方面:

1、刑法只保护被害人的直接损失。物质损失包括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二者的区别是:直接损失是指被害人的财产、人身等权利因为加害人的不法行为的侵害而造成被害人已经存在的财产和利益而蒙受损失;间接损失是一种预期利益的损失,即将来能够得到的利益因受到不法侵害(包括人身和财产遭受到的侵达)而逸失。(1)刑法不保护间接损失、不将间接损失计入犯罪数额的原因在于间接损失的无法计算和衡量,如利息、滞纳金等会随时间的变化而不同,这就导致在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各阶段所计算的犯罪数额也均不相同,势必会出现被告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时间点直接影响到是否构成犯罪和量刑轻重,造成定罪与量刑出现严重的不确定性,无法客观公正的处理案件。此外,刑法对个人行为的评价,结果多是以对犯罪分子剥夺人身自由为惩罚,是最严厉的制裁方式,这一特殊性决定了不应将刑法打击面随意扩大。

2、间接损失的救济不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之内。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适用范围,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规定,被害人在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情形下,具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而《解释》的第一百三十条更是规定了被害人的人身或财产在受到犯罪分子的不法侵害而遭受物质损失时,其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据此可知,刑事诉讼中只有二类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一是人身权利受到侵犯;二是财物被毁坏;而非法占有的诈骗类犯罪虽属于刑法第五章侵犯财产罪的案件,但其客观表现并非毁坏财物,而是非法占有,故其不属于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适用范围和2013年的《解释》和《批复》对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制度后又提起民事诉讼的否定可知,诈骗类的被害人的合法财产仅能通过《解释》第139条所确立的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制度予以保护,其立法考虑主要在于刑法与刑事诉讼中均已确立追缴与责令退赔制度以保护被害人的损失,该制度延续到执行,即由司法机关对未执行到位的退赔财产继续执行,如随时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可随时执行,直到执行到位。若对被害人因在刑事判决中的财产损失未得到弥补所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予以受理,势必会造成刑事和民事对同一损失的重复裁判或者冲突裁判。(2)

综上,笔者认为刑事诉讼中对于被非法占有财产的衍生利益的保护因缺乏法律依据而缺位。

二、引入民事救济的正当性

(一)涉犯罪的合同效力的争议

刑事诉讼中因存在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之分,故保护与否有所不同,但从民法的角度来看,凡是公民的合法权益均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根据合同法原理,依法成立的合同应受法律保护,即有效的合同所确定的利息等间接损失在刑事诉讼中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形下是否可以从民事诉讼中得以救济。在得出此问题的答案前尚需解决一大前提——涉犯罪的合同效力问题,这涉及到刑民交叉的处理规则:实务界中奉为先刑后民的司法原则有无依据,民事案件是否一定要中止审理,这些问题历久弥新,理论界中对此也进行了诸多的讨论和探索,但意见纷纭,莫衷一是,因本文主要探讨诈骗类犯罪对民间借贷合同效力认定的影响,笔者以此为限对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学术界中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合同所涉行为构成诈骗罪,则双方所签订的民商事合同当然无效。这是因为签订合同的一方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与对方签订合同,其行为构成诈骗罪,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应认定行为所涉合同无效。(3)另外审判实践中更泛化的理由是刑事已对该犯罪行为予以处理并对被害人的直接损失予以退赔或追缴,再肯定民事救济的话则是对刑事判决的冲突,亦有重复处理之嫌。

第二种观点,合同所涉行为构成诈骗罪,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该情形属于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故该合同的效力为可撤销合同,而不能因行为构成犯罪而导致合同的当然无效。(4)

第三种观点,合同的效力应视情况的不同而有所区分:一是合同相对方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是否参与了犯罪,若参与了犯罪,则所涉合同的效力为无效;若合同相对方没有参与犯罪,则所涉合同的效力不因行为人的行为构成刑事犯罪而认定为无效。二是视权利人是否向公安机关报案而有所不同,权利人若选择先向公安机关报案而放弃民事诉讼,合同相对方的行为涉嫌诈骗,权利人在通过刑事的追缴和责令退赔后仍不足以弥补损失而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对所涉合同的效力不应认定为有效;若权利人选择提起民事诉讼而非刑事控告且不行使撤销权的话,犯罪行为所涉的合同效力为可认定为有效。(5)

第四种是司法实践中形成的观点,涉诈骗罪的被告人并不具有与对方建立民事契约的意思表示,该种欺诈行为应与民法总则、合同法中规定的欺诈行为有所区分,民法总则与合同法中的欺诈应只是部分内容的不真实,不能否定和排除其具有与对方建立民事契约关系的意图,而涉诈骗罪的被告人自始未有该层意思表示,其主观是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故应由刑法来规范。

(二)民事诉讼救济的理论依据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即被害人不行使撤销权时应对合同的有效性予以认定,而间接损失也可基于双方签订的可撤销合同通过民事诉讼寻求保护。

持无效说的第一种观点系以“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来否定合同的效力,看似符合要件形式,但民法中关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案件现也只有名为联营或买卖实为借贷以此掩盖企业间非法拆借的行为,但这必须是合同双方均明知的情形,本文中的涉诈骗罪的合同双方的其中一方在刑事案件中处于被害人的地位,是权利被侵害的一方,故丧失认定合同无效的基础性前提。另外,笔者认为我国泛化的涉犯罪合同有效与刑事判决存在逻辑冲突的观点反而会导致思维混乱,这是“对合同无效这种制裁方式给予了错误对待,企图将其机理按照刑法之存在理由(即维护总体利益)而作出削足适履式的扭曲改造”。(6)

第三种观点中犯罪行为所涉的合同效力视权利人是否向公安机关报案而有所不同,权利人若选择先向公安机关报案则合同无效;若权利人选择提起民事诉讼而非刑事控告则合同有效。但应当注意的是刑事判决中并未对合同的效力作出评价,故在被害人未提起民事诉讼的情况下仅以刑事对被告人的借款行为评价为诈骗罪而径行认定合同无效,无法律依据。

笔者认为此类合同的效力认定为可撤销合同,具有法律依据。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涉诈骗罪的民间借贷合同属于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合同相对方基于错误的认识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思所订立的合同,受欺诈一方对合同具有变更权或者撤销权。虽然有合同法作为依据,但囿于行为经刑事和民事双重评价和审判,存在法理与逻辑上冲突的传统而古朴的法律观点,实践中也尚无案例可寻。以福建省西部东区C县法院为例,诈骗罪案件中的被害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主张利息保护时,被告知刑事只保护本金不保护利息;被害人转向民事起诉立案时,但该县法院以诈骗行为已经刑事处理,损失已得到保护,故对民事立案的主张不予支持。《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经业已生效的刑事判决认定构成犯罪,被害人一方就其所遭受的财产损失提起民事诉讼的,犯罪行为所涉的民间借贷合同并非当然无效,其效力应根据合同法五十二条及本规定第十四条进行认定。这是对前述合同法、民法总则对涉犯罪的合同效力以可撤销合同来认定的进一说明和强调。

三、民事救济的路径完善

《规定》的出台是为被害人在直接损失由刑事判决以追缴或责令退赔后,再以民事诉讼方式主张间接损失提供更明确的法律依据,但至今C县法院仍未受理过该类案件,其原因主要在于虽然司法解释对涉嫌犯罪的被害人的衍生利益的保护以条文形式予以肯定,但却缺少具体的操作和实施规定,要将该《规定》真正地用于保护公民的间接损失,笔者认为尚需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为主张利息而另行民事诉讼,若刑事尚未审结,民事诉讼可否继续?

2、若刑事尚未立案,涉及到刑民交叉处理的先后顺序问题,若先刑后民,例如诈骗与民间借贷,以虚假的房产证抵押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案发后,由公安机关立案移交刑事处理,刑事判决中会对被骗的本金退缴、责令退赔予以保护。若被害人为主张利息而以民事案由另行起诉,应以何案由起诉,是以确认合同之诉起诉还是直接以民间借贷合同予以起诉,若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被告人,先须确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根据合同法对合同无效、可撤销情形的规定,若不存在,该份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应属有效,有效即应对利息予以支持,但因该行为已在刑事进行了处理,是否会有悖一事不再理。另外,刑事判决对被告的行为(以虚假事实——手段行为,签订借款合同取得借款——目的行为)进行了刑事评价,认定为诈骗罪,若对原、被告之间的签订合同行为及效力以民事案件起诉受理则是进行民事评价,该条规定是否就是认可了对手段与目的行为进行切割评价;抑或者是允许同一种行为刑事与民事评价的并存。

3、如果是先民后刑,先以民间借贷受理了民事案件并做出生效判决,在执行过程中发现抵押的房产证系伪造,则移送刑事处理。此时先前以虚假的事实骗取对方签订借款合同构成诈骗,若之后作出的刑事判决对已经生效的民事判决,将产生何种影响,是否需要以再审纠错,抑或者根据上述规定,认可民事判决的效力,但因是以欺诈,胁迫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签订的合同,效力为变更或可撤销,若被害人不申请变更和撤销,是否就按民事生效判决确定的原合同继续履行?

针对第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因主张利息法庭需查明的是借款事实,而该事实现又涉嫌诈骗在刑事审理过程中,属同一个法律事实,故为避免出现矛盾,民事诉讼应中止审理,以刑事判决最终认定的事实为依据再行审理讼争借款的利息。

针对第二个问题,笔者认为,在刑事已对诈骗的行为评价后,被害人以原告身份另行主张利息并不违背一事不再理原则,也不会造成理论和逻辑上的冲突。首先,一事不再理原则可追溯于罗马法的“诉权消耗”理论,即对同一诉权或请求权不允许二次诉讼系属,因为所有的诉权都会因诉讼系属而消耗。(7)而诉讼系属是指争议的法律关系,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受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的状态。诉的提起至诉讼终结止,为诉讼系属中。(8)一事不再理原则在我国法律的运用散见于刑事与民事诉讼法的条文中,刑事诉讼中体现在人民法院对被告人作出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后,不得就该案再对被告人进行第二次的审判;而民事诉讼中这一原则的运用则体现在:原告不得就已经起诉的案件进行重复起诉;判决生效后,不得就同一案件再行起诉。(9)据此可以看出,一事不再理原则针对的是同一诉讼程序,而非不同的诉讼程序。其次,刑法和民法所评价的对象并非同一对象。刑事判决中所评价的诈骗行为是合同一方当事人以签订合同为手段、以骗取财物为目的所实施的单方行为,是对缔约手段是否构成犯罪的认定;而民法所欲评价的合同行为则是双方当事人基于意思表示共同实施的行为,聚焦于双方的合同行为,关注缔约的结果是否具有效力。合同行为是否侵害国家利益,评价的对象是合同,直指合同的标的和内容等,对合同效力进行评价,针对的是行为本身。刑事判决中未对合同的效力予以否定,民事诉讼中也未对被告人的诈骗犯罪事实进行民事评价,其只是基于被害人未行使撤销权而使可撤销的合同变为有效合同后,对被害人的利息、滞纳金等间接损失予以保护,二者的判决内容并不会产生冲突。综上,笔者认为基于诈骗行为而签订合同,行为构成诈骗罪而签订的合同有效(或可撤销)并不存在逻辑矛盾,因为二者评价的立足点不同(10),这也打破了我国“涉犯罪的合同当然无效”的泛化观点。

解决了观点争议,但还需要解决操作上问题——起诉的案由,虽然合同效力在原告不主张撤销的情况下有效,但若以民间借贷的案由予以起诉,势必会与刑事判决中所认定的被告人以虚构事实骗取钱财的犯罪事实造成直观的冲突,这也是为何在《规定》颁行后即使为被害人提供以主张利息为由另行民事起诉的法律依据,但至今仍无案例可寻之因。

关于案由的问题,笔者认为以民间借贷为由确实会与我国古朴的一行为一评价一责任的理念相冲突,需要立法出台相关的配套制度指导落实。为解决这种冲突,笔者认为可考虑增设求偿权案由作为此类仅主张利息、滞纳金等间接损失的案件的解决路径。求偿权,从文义理解,是指当个人的人身或财产遭受不法侵害时,其可就自身遭受的损失要求行为人赔偿的权利。作为公民,其人身权利遭受侵犯或财产遭受损害,不管是属于民事还是刑事范畴,均有要求行为人赔偿的权利。刑事诈骗案件中,被害人的本金等直接损失已在刑事判决中追缴、责令被告人退赔,这是刑法对公民求偿权保护的体现;即使刑事判决书中未追缴、责令退赔,笔者认为基于正当所有人的被害人,仍然可以民事诉讼的原告身份要求被告人赔偿直接损失,而间接损失也有相同的主张原理。在确立适当案由之后,需要对裁判文书中的认定事实予以规范。虽然民事诉讼中是对合同的效力进行评价,但在事实认定时难免会涉及到合同签订的始末,这就是刑民交叉中所提到的同一法律事实。笔者认为,为避免事实认定的冲突,民事诉讼的裁判文书不应回避被告人的诈骗事实,而应与刑事认定的犯罪事实一致。

当然,前述问题是在已经对被告人的诈骗行为作出刑事判决后,被害人又提起民事诉讼才需要考虑案由的冲突,若刑事未经审理而直接由民事对整个民间借贷的事实与过程作出认定,并对合同效力作出评价的,则仍以民间借贷为案由进行审理。在民事审理终结后才发现被告人的犯罪线索而移交刑事处理时,先前所作的民事判决因未涉及到被告的欺诈行为,而与刑事判决中所认定诈骗犯罪事实相悖,故需要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先前的民事判决。但此种方式,从最终的审判结果来看,是司法资源的浪费,也与法律要求对公民合法权益保护的及时性相悖。因为民事判决被撤销后,刑事判决处理了被告人的诈骗犯罪事实后,被害人又以利息等间接损失为由提起民事诉讼,民事判决基于有效合同而予以支持,与之前被撤销的对本金和利息均予保护的民事判决结果是一致的,但却不具有经济性和时效性;但若不选择撤销先前的民事判决,在刑事判决时又必须对被非法占有的财物进行处理,此时会有重复处理之嫌,且会对之后的执行造成存在二份生效判决文书执行依据的混乱,因此仍需寻求一个调解二者冲突的捷径。

结语:刑事诉讼中对间接损失保护的缺位,由民法在民事诉讼中予以救济和补充,不违背法律对公民合法权益保护的基本理念,刑事诉讼对直接损失的保护与民事诉讼对间接损失的保护,分属不同领域针对不同对象作出评价后的分别保护,二者并不重复和冲突,但需配以完备的制度设计,才能更为有效地将法律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予以落实。在操作的层面上,尚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笔者仅以拙见抛砖引玉,以期使刑事诉讼对间接损失的保护缺位时,民事诉讼予以救济不会成为一纸空文。

 

 

 

参考书目:

 [1]江伟、林辛建、孙燕:《诈骗类案件中刑民交叉问题的调

研报告》,载《法律适用》,2009年第2期。

    [2]:《罗马法原论》(下),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3]竺琳:《民事欺诈制度研究》,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9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4]程宏:《刑民交叉案件中合同效力的认定》,载《学术探

索》,2002年第1期。

 [5]谢亚西:“实务论坛:浅析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效力”,载:

http://www .sxzzlawyer.com/zhizhengqikan/zhengwen.asp?id=525

 [6]成越、成延洲:《责令退赔制度中刑民交叉争议的解决》,载《人民司法》,2017年总第786期。



(1)林扬,袁荣海,《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间接损失的赔偿》,载铜仁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第66页。

(2) 黄应生:“《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的解读”,载《人民司法》2014年第5期。

(3) 王小莉:《民刑并存情形下合同效力的认定——从两则仲裁案件说起》,载《仲裁研究》第26辑,第11

(4) 叶名怡:《涉诈骗合同的民法规则》,载《中国法学》第2012年第1期,第135页。

(5) 何帆:《刑民交叉案件的司法处理方式——以合同纠纷和合同诈骗为例》,载http://www.cqlsw.net/apply/xingshi/200908052106332

(6) A.  Valoteau,  La  theorie  des  vices  du consentement et le droit penal,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aix-marseille,2006,p.365.

(7) 周枏:《罗马法原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902页。

(8) 王锡三:《民事诉讼法研究》,重庆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5页。

(9) 谢佑平、万毅著“一事不再理原则重述”,《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3期。

(10) 杜万华:《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第1版,第242页。


 
责任编辑:邱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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