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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缩与扩张:规避执行型虚假诉讼之刑法规制进路探析
作者:永定法院 张丽华  发布时间:2019-08-02 10:42:09 打印 字号: | |

论文提要:近年来规避执行型虚假诉讼即以规避执行为目的的虚假诉讼行为呈现频发态势,其不仅妨害了司法秩序、严重侵害了他人合法权益,更因其隐蔽行为方式阻碍了“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的推进。在司法实践中,针对规避执行型虚假诉讼案件在刑法规制方面遭遇了实体上因构成要件存“争议区”、法律适用存“认知差”导致裁判不一的情况及程序上因刑民交叉追诉程序衔接不畅导致的“追诉难”的困境。本文在案例分析、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规避执行型虚假诉讼案件特征进行归纳分析,并就规避执行型虚假诉讼案件遭遇的实体“认定难”及程序“追诉难”困境的原因进行解构剖析,提出规避执行虚假诉讼在“已达规避执行目的之虚假诉讼”致判决、裁定无法执行情形下存在虚假诉讼罪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想象竞合,应按虚假诉讼罪“从一重重处罚”原则处断,并提出在实体上应对规避执行型虚假诉讼构成要件进行“限缩”界定,明晰审理此类案件的裁判路径。针对程序方面的刑法规制路径,本文则以刑民交叉下如何构建高效、顺畅的追诉程序为切入点,提出应严格审查程序从源头上打击犯罪、发挥检察职能从线上顺畅追诉、增设自诉程序从面上保障权益的构想。(正文共8929字)

主要创新观点:本文立足当前虚假诉讼及规避执行行为日趋增多的现状,通过案例、实证分析的方法,归纳规避执行型虚假诉讼案件具有诉讼主体不单一、诉讼行为多元化、侵害路径不定向、侵害结果多层次的特征,表现为负有执行义务的人通过虚构债务、虚增债务、虚构优先债权或隐瞒真相等方式,与他人串通以捏造的事实进行虚假诉讼或仲裁、公证,以期获取有利裁判文书申请强制执行或提起执行异议,从而达到转移财产、参与执行款分配等规避执行的目的。实体处理上,此类案件符合虚假诉讼罪的构成要件,但在“已达规避执行目的之虚假诉讼”致判决、裁定无法执行情形下存在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想象竞合的情形,应按虚假诉讼罪“从一重重处罚”原则处断。程序规制上,为确保刑民交叉下追诉程序有效衔接,法院应根据审执阶段区分注意内容严格审查程序,确保源头防范、打击犯罪;公安机关仍应作为虚假诉讼案件的刑事追诉程序启动部门,但应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检察监督职能,确保从线上顺畅追诉;应增设受害人自诉程序,确保从面上保障合法权益。

关键词:虚假诉讼  规避执行 虚假诉讼罪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刑事追诉

 

以下正文:

引  言

“基本解决执行难”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司法需求、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内在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曾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出了“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庄严承诺。然而,在“诉讼爆炸”时代下,以规避执行为目的的虚假诉讼案件日趋增多,无疑成为执行工作的“拦路虎”,极大妨害了司法秩序,侵害了当事人合法利益,损害了司法权威。尽管2012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从增设诚信原则、第三人撤销之诉等方面对虚假诉讼进行严厉打击,但仍无法遏制此类行为的发展态势。法律是一种不断完善的实践,2015年11月1日正式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新增了虚假诉讼罪,并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适用主体、量刑幅度等进行了修正,对于从刑法规制角度打击虚假诉讼、推进执行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审判实务中针对以规避执行为目的进行虚假诉讼并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案件因涉及到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竞合存在“认知差”导致出现裁判不一的情况,而在程序上则因此类案件涉及刑民交叉领域存在“追诉难”问题,对此均需予以规范完善。本文立足《刑法修正案(九)》实施后至2018年5月20日审结的126件虚假诉讼案件判决书[1]所反映的实务现状,通过案例分析、实证分析方法揭示规避执行型虚假诉讼案件的特征及实务中存在的“认定难”“追诉难”问题,并从实体及程序方面提出规避执行型虚假诉讼行为刑法规制完善路径。

一、问题引出:由两个案例触发的思考

案例一:被告人曾某、丁某某虚假诉讼一案[2]

被告人曾某因民间借贷纠纷被他人起诉。2015年11月12日,为保护、转移自己名下的财产,被告人曾某安排被告人丁某某以虚构320万元的债务向法院申请对其房产、车子进行诉前保全、提起民事诉讼,该案以调解结案后又安排被告人丁某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被告人丁某某从诉前保全的房产中受偿615718.88元,并将车子变卖,变卖所得款项除支付车银行抵押贷款外,剩余部分交曾某用于偿还其他个人债务及个人消费。最终,被告人曾某因犯虚假诉讼罪,被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丁某某犯虚假诉讼罪,单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案例二:被告人林某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一案[3]

2015年,被告人林某某及其名下公司因欠款、贷款未还被起诉,并进入执行程序,林某某公司名下房产被司法拍卖。林某某为优先参与执行款分配,2016年2月,指使王某等人以伪造的劳动合同、52万元工资欠条申请劳动仲裁,后又指使王某等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优先受偿拍卖房产执行款,导致其他债权人部分执行款无法执行到位。最终,林某某因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以上两个案例均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样本判决书,为更好剖析案情,笔者对上述两个案例基本情况梳理如下:

通过上表对比分析,上述两个案例在行为主体、结果上具有一致性,在行为目的和行为方式上有所不同。行为目的方面,尽管两者表现不同,但根据最高院《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第16条规定,规避执行的行为包括以虚假诉讼或仲裁手段转移、虚构优先债权或者申请参与分配的行为,两者目的实际均为规避执行。在行为方式上,尽管案例二先仲裁后执行,但执行程序亦属民事诉讼程序,被告人凭借仲裁裁决书申请强制执行,实际也应认定为提起了虚假民事诉讼[4]。据此可得,上述两个案件案情具有同一性,均属于规避执行型虚假诉讼案件,且均对真实债权人权益造成了损害,但从裁判结果看,两个案件最终在定罪量刑上却大相径庭,不由令人深思。经对样本判决书进行统计分析,在已判决126件虚假诉讼案件中,规避执行型虚假诉讼案件共44件,占34.92%,其中对于债务人38件以虚假诉讼罪判处,3件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因涉及时间效力问题3件以妨害作证罪判处。

图1:规避执行型虚假诉讼案件针对债务人定罪情况

样本判决书为在裁判文书检索关键词“虚假诉讼罪”所得,理应均定罪虚假诉讼罪,但却仍出现部分案件法院改变公诉机关起诉案由认定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由此可见,针对规避执行型虚假诉讼案件在实务中存在定罪争议,反映出法官对于虚假诉讼罪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存在模糊界限认知,因此有必要对规避执行型虚假诉讼案件特征进行分析,并厘清何种情形下两罪存在定罪争议及出现争议后如何进行刑法规制。

二、抽丝剥茧:规避执行型虚假诉讼之特征分析

笔者对样本判决书中的44件规避执行型虚假诉讼案件进行了进一步统计分析,发现此类案件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征:

(一)虚假诉讼主体不单一,双方串通为固态模式

刑法上的虚假诉讼行为主体可分为单方主体型及恶意串通型[5],经统计发现,规避执行型虚假诉讼案件行为主体即虚假诉讼中的原告一般为执行案件的案外人,也可为执行案件外被执行人的其他债权人;被告为执行案件中负有执行义务的人,包括债务人、担保人等,尤以债务人为被告居多,均表现为虚假诉讼原被告双方相互串通。样本判决书中,以案外人为原告的有35件,以执行案件外其他债权人为原告的有9件,虚假诉讼行为主体中债务人串通案外人31件,担保人串通案外人2件,债务人、担保人串通案外人2件,债务人串通其他债权人9件。

图2:规避执行型虚假诉讼双方主体情况

(二)虚假诉讼方式多元化,虚构虚增债务占多数

经统计分析,规避执行型虚假诉讼行为方式既包括作为的“捏造事实”方式,主要为虚构债务、虚增债务、虚构优先债权,亦包括不作为的“隐瞒真相”方式[6],如A已清偿B债务,A让B隐瞒还款事实起诉A,以转移执行财产。样本判决书中,以作为方式虚假诉讼的有42件,其中虚构债务的有31件,虚增债务的有3件,虚构优先债权的4件,虚构虚增债务兼具的3件,虚增债务与虚构优先债权的1件;以不作为方式虚假诉讼的有2件,皆表现为隐瞒还款事实起诉。

图3:规避执行型虚假诉讼方式情况

(三)虚假诉讼路径不定向,权益侵害结果多层次

经归纳分析,规避执行型虚假诉讼行为主体双方主要通过以下路径侵害真实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一是诉前财产保全→提起虚假诉讼(或为提起虚假诉讼→财产保全);二是提起虚假诉讼→申请强制执行;三是虚假仲裁、公证→申请强制执行;四是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基于虚假诉讼行为双方恶意串通规避执行,因此此类案件大多以调解结案,当然存在部分案件因债务人担心败露主动撤诉、法院识破后驳回诉讼请求、真实债权人控告案发等因素最终未实现不法目的,即为“未达规避执行目的之虚假诉讼”,在“已达规避执行目的之虚假诉讼”情况下,该虚假诉讼行为对真实债权人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主要表现形式为:一是可供执行财产隐藏、转移、处分,形成无财产可供执行假象,造成永久性执行障碍;二是虚假诉讼导致可供执行财产权属存在争议或进入查封、冻结、司法拍卖等阶段,因无其他可供执行财产终结本次执行程序,造成暂时性执行障碍;三是参与对可供执行财产执行款分配或优先受偿,减少真实债权人清偿比例,造成部分性执行障碍。

图4:“已达规避执行目的之虚假诉讼”行为路径及侵害结果模式

综上,笔者认为规避执行型虚假诉讼行为可表述如下:债务人、担保人等负有执行义务的人通过虚构债务、虚增债务、虚构优先债权或隐瞒真相等方式,与他人串通以捏造的事实进行虚假诉讼或仲裁、公证,以期获取有利裁判文书申请强制执行或提起执行异议,从而达到转移财产、参与执行款分配等规避执行目的的行为,其行为方式具有隐蔽性,发现一般具有事后性。

三、刨根问底:规避执行型虚假诉讼刑法规制困境之解构剖析

规避执行型虚假诉讼基于其行为特征在表象上与“虚假诉讼”“规避执行”均有关联,但两者实质是否相关、在何种情况相关、如何裁判规制在实践中存在“认定难”问题,从而导致裁判不一结果,此外基于此类行为刑民交叉难侦查又引发“追诉难”问题,这些实体及程序上存在问题成为刑法规制此类虚假诉讼行为之“软肋”。

(一)构成要件上法条表述隐藏“争议区”

规避执行型虚假诉讼在主客观上符合了虚假诉讼罪的构成要件,但根据2015年7月最高院出台的《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四)项规定,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应当认定为“其他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论处。是以,若规避执行型虚假诉讼同时符合以下条件:一是虚假诉讼主体为负有执行义务的人,其存在法律义务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二是负有执行义务的人与他人串通进行虚假诉讼;三是虚假诉讼行为造成真实债权人权益损害,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则出现同时构成虚假诉讼罪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情况,对此,有学者也曾提出过相同问题[7]。由此可见,两罪在特定情境下犯罪构成存在“争议区”应系造成裁判不一的根源。

(二)法律适用上裁判路径存在“认知差”

《刑法修正案(九)》第35条第3款规定了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者逃避合法债务的虚假诉讼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从一重重处罚”原则,系对虚假诉讼罪与其他罪竞合情形下裁判路径的规定,而规避执行型虚假诉讼如何适用此原则存在不同认知:一是通过虚假诉讼骗取法院作出错误判决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逃避合法债务目的,构成诈骗罪[8],规避执行型虚假诉讼应适用诈骗罪与虚假诉讼罪想象竞合处断原则;二是认为规避执行型虚假诉讼应按照虚假诉讼罪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牵连犯原则处断,如在王某某、刘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一案[9]中,认定虚假诉讼行为和拒执行为存在手段和目的的牵连关系;三是认为规避执行型虚假诉讼适用虚假诉讼罪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想象竞合原则处断。基于不同认知,裁判结果也即不同。就该类型虚假诉讼处断原则,笔者认为第一、二种观点值得商榷,首先虚假诉讼符合诈骗罪情形应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意图通过合法诉讼程序骗取他人财产,具有诈骗意图的人一般居于虚假诉讼原告地位,而逃避执行型虚假诉讼是为了规避执行,意图规避执行的人一般居于虚假诉讼被告地位,并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意图,因此不应以诈骗罪论处;其次虚假诉讼与规避执行表象存在手段与目的的牵连关系,但牵连犯前提是存在数个行为,且方法行为与目的行为分别构成不同罪名[10],将规避执行型虚假诉讼行为解构,行为人实际仅实施了虚假诉讼一个行为,规避执行并非单独的一个行为,而系虚假诉讼行为目的及造成结果的延续体现,遂应不予认定为牵连犯。

(三)刑民交叉下追诉不畅催生“追诉难”

《刑法修正案(九)》虽新增了虚假诉讼罪,并规定了该罪与其他罪竞合情形下的处理路径,但纵观司法实践对于规避执行型虚假诉讼行为予以刑法规制的仅为非常小的部分,存在“追诉难”,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以下原因:首先从客观方面分析,基于虚假诉讼行为方式、规避执行目的具有隐蔽性强、损害结果具有事后性、难判定等原因造成此类虚假诉讼案件“侦查难”,且在审执阶段针对虚假诉讼法院审查义务未充分履行,导致此类案件未能从源头予以防范、打击,并高效、顺畅进入刑事追诉程序。另外我国《刑事诉讼法》204条虽规定了自诉案件范围,但虚假诉讼罪并不属于可自诉的案件范围,法律并未赋予真实债权人即受害人针对债务人构成虚假诉讼罪侵犯其权益的自诉权利。其次从主观方面分析,此类行为涉及刑民交叉领域,大多已通过采取妨害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申请再审、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执行异议等民事反制措施予以规制[11],基于对构成刑事犯罪的虚假诉讼行为界定模糊及存在民事惩罚不刑事制裁、刑事制裁程序繁琐的理念,导致实际已妨害司法秩序的虚假诉讼行为仅以妨害民事程序强制措施予以制裁。鉴于此,笔者认为针对规避执行型虚假诉讼案件有必要完善刑民交叉程序下的追诉程序予以破解“侦查难”“追诉难”问题,从而实现严惩虚假诉讼、强化打击拒执之刑事立法目的。

四、一分为二:规避执行型虚假诉讼刑法规制进路之完善构想

(一)实体上“限缩”:明晰构成要件及裁判路径,避免“裁判不一”

立足规避执行型虚假诉讼的特点及因存在“争议区”“认知差”致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裁判不一的现实窘境,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此类型虚假诉讼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进行“限缩”界定,使之构成要件类型化和特定化[12],从而统一此类型虚假诉讼案件的裁判路径,实行同案同判。

1.明晰规避执行型虚假诉讼之构成要件

虚假诉讼纳入刑法规制范围并不要求以谋取非法利益,因此“是否规避执行”作为主观要件并不影响虚假诉讼罪定罪,但因其主观目的主导下将对客观行为产生影响,因此规避执行型虚假诉讼应符合虚假诉讼罪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构成要件,但其亦显示出区别于一般虚假诉讼行为的特性:一是主体方面虚假诉讼中居于被告一方的人为负有执行义务的人,具有法律确定未履行的义务,而虚假诉讼中居于原告一方的则为所规避执行案件申请人外的案外人或其他债权人,虚假诉讼双方存在串通;二是主观方面以规避执行为目的,意图通过虚假诉讼达到转移财产、稀释申请执行债权、参与执行款分配等目的;三是客体方面具有法益侵害双重性,既妨害了司法秩序,又严重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表现为损害了真实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四是客观方面表现为以捏造的事实进行虚假诉讼,其行为方式可表现为①提起民事诉讼;②以虚假仲裁或公证获取的仲裁书、公证书申请强制执行;③提起执行异议,值得注意的是,以捏造事实进行虚假仲裁并未申请执行并不构成虚假诉讼罪。

2.明晰规避执行型虚假诉讼之裁判路径

在审理以规避执行为目的的虚假诉讼案件过程中,笔者认为可遵循先查“虚假诉讼”后查“规避执行”、先看是否构罪再看是否竞合的裁判路径层层递进查明案件事实并进行定罪量刑,具体如下:

首先,要查明所诉虚假诉讼是否符合虚假诉讼罪的构成要件,即是否存在捏造的事实及是否以此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或进行仲裁、公证后申请强制执行或提起执行异议;该虚假诉讼行为处于审判执行何阶段,是否已妨害了司法管理秩序或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此阶段应注意一是虚假诉讼行为发生及延续时间是否发生在《刑法修正案(九)》之前,上述图1反映出司法实践中存在因时间效力问题对负有执行义务的人定妨害作证罪,对参与虚假诉讼的他人定帮助伪造证据罪的情况,对此笔者认为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虚假诉讼罪较妨害作证罪处刑较轻,因此即使虚假诉讼行为发生及延续于《刑法修正案(九)》之前也应按处刑较轻的虚假诉讼罪定罪论处。二是虚假诉讼罪实行行为可作为或不作为,捏造的事实包括捏造全部或部分事实,关键行为人要有“提起”行为,在诉讼过程中以捏造证据抗辩的不属于“提起”行为。

其次,在既有证据能判定符合虚假诉讼罪构成要件基础上,继而查明是否存在规避执行目的及情形,以判定是否存在逃避合法债务情形,笔者认为需重点查明以下事实:虚假诉讼被告一方是否存在被他人起诉、是否存在未履行的法律义务情况,即是否为负有执行义务的人;虚假诉讼双方关系及是否存在串通情况;虚假诉讼行为提起的时间点与负有执行义务人被他人起诉时间点前后顺序;虚假诉讼是否表现为虚构、虚增债务或虚构优先债权等情形;虚假诉讼侵害路径及路径各阶段间隔时间长短;是否产生侵害结果等。

最后,若现有证据无法查明是否存在规避执行目的,则按照罪行法定原则以虚假诉讼罪定罪量刑。若查明行为人规避执行以逃避合法债务则继续查明是否存在上述的“争议区”,以判定虚假诉讼行为是否同时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构成要件,其中需主要查明的事实包括: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是否通过虚假诉讼已转移、隐匿了财产,是否通过他人以虚假诉讼获取的裁判文书参与了执行款的分配,是否造成真实债权人实际损失并致判决、裁定无法执行,注意此中的“判决、裁定”应为法院作出的具有执行内容并已生效的判决、裁定[13],“无法执行”应包括永久性、暂时性及部分性无法执行。若虚假诉讼行为同时构成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笔者认为应按两罪想象竞合处断,因在相同法定刑内两罪刑期最高刑相同,最低刑均可单处罚金,但基于虚假诉讼罪适用主刑时需并处罚金,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并不需要,因此在竞合情形下应按照处罚较重的虚假诉讼罪定罪并从重处罚。

(二)程序上“扩张”:完善刑民交叉追诉衔接机制,确保“追诉不难”

规避执行型虚假诉讼构成犯罪的涉及虚假民事诉讼程序及追究虚假诉讼犯罪刑事程序,从民事角度看涉及阶段包含立案、审理、调解、执行,从刑事角度看则涉及公安立案侦查、检察院审查起诉及法院审理阶段,刑民各程序的协调,尤其是发现虚假诉讼犯罪事实后如何高效衔接刑事追诉程序是有效保障“追诉不难”的关键。

1.  严格审查程序,从源头防范、打击犯罪

最高院出台的《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第2条对于法院在审理虚假诉讼高发领域案件时提出了需要注意的5种情形,为在立案、审理、调解阶段发现虚假诉讼行为提供了方向,笔者认为在审理阶段尤其要注意所诉金额是否与原告经济状况、被告即使在转账凭据不具备等证据不充分情况下仍自认并与对方快速达成调解协议。司法实践中,规避执行型虚假诉多进入执行程序,因此在执行阶段除了应注意的5种情形外,笔者认为还应注意以下情形:①申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是否存在其他债务纠纷并进入执行程序;②申请执行时间是否与被执行人其他执行案件时间、被执行人财产被查封、扣押、拍卖等时间相近;③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是否主动迅速与申请人达成和解协议;④被执行人其他执行案件的申请人是否提出执行异议。在审执过程中若发现虚假诉讼行为并构成犯罪的,法院除处以罚款、拘留等民事制裁措施外,还应负有依职权调取虚假诉讼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犯罪线索材料的职责,确保源头犯罪线索移送追诉顺畅。

2.  发挥检察监督作用,从线上规范、顺畅追诉程序

规避执行型虚假诉讼案件被发现主要基于法院审理中识破、检察机关检察监督发现及真实债权人控告案发三种途径,而公安机关则在接到犯罪线索后才事后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在面对正在进行或已经审结的虚假诉讼时,可能因碍于介入审判权而不行使追诉权,因此,不少学者主张虚假诉讼刑事追诉权的启动应由检察机关行使[14]。对此,笔者认为虽具有一定道理,但其刑事追诉启动主体仍应为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作为侦查机关,对于虚假诉讼证据的调取于法有据。但不可否认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在严惩虚假诉讼行为,尤其针对业已作出错误判决并造成他人合法权益侵害的虚假诉讼方面所取的作用,如何实现检察监督与刑事追诉的有效衔接,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应针对控告申诉部门收到的虚假诉讼受害人控告及在民事监督中发现的可能涉及虚假诉讼犯罪的案件情况向控告人或当事人调查核实,并及时将调查核实的犯罪线索及材料及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3.  增设受害人自诉程序,从面上保障、救济合法权益

因规避执行型虚假诉讼行为造成的损害结果指向真实债权人即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另外,针对虚假诉讼案件公检法认识不尽相同、衔接协调机制不尽完善等原因,对于一些虚假诉讼罪案件未能予以追诉,且针对规避执行型虚假诉讼实际对执行机制亦有所破坏,因此,笔者建议对于不属情节严重的规避执行型虚假诉讼案件可参照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案件设立自诉程序,应允许受害人提起刑事自诉[15],从刑法渠道救济受害人的权益,同时达到震慑以规避执行为目的的虚假诉讼行为人的效应。笔者认为,规避执行型虚假诉讼自诉案件适用的条件需满足:①真实债权人即受害人有证据证明负有执行义务的人实施了虚假诉讼行为,且该虚假诉讼案件严重损害了其合法权益;②受害人曾向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报案,但公安、检察机关已经作出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等书面决定。因此类自诉案件目的在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挽回虚假诉讼造成的损害,因此针对此类自诉案件允许自诉人与被告人和解。

结  语

    在“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背景下,如何从刑法上有效规制规避执行型虚假诉讼,通过破解实体上的“认定难”及程序上的“追诉难”问题,达到严惩虚假诉讼、推进执行工作、构建诚信社会具有讨论的时代意义,亟需立法者及司法者贡献法律智慧予以完善,希冀笔者针对此类型虚假诉讼案件在实体上提出的裁判路径及程序上提出的追诉程序衔接构想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1] 样本说明:样本判决书检索于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关键词“虚假诉讼罪”“刑事案件”“判决书”,检索区间为2015111日至2018520日,共检索出155个结果,剔除相同案情、重复上网判决书29份,共有126份判决书作为分析样本,涉及23个省份,其中以浙江、江苏、山东、辽宁、河南居多。

[2] 详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2017)新0109刑初39号刑事判决书。

[3] 详见: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2018)浙0225刑初52号刑事判决书。

[4] 张明楷:《虚假诉讼罪的基本问题》,载《法学》2017年第1期,第157-158页。

[5] 傅国:《虚假诉讼行为的类型化分析》,载《法制与经济》2015年第1期,第61页。

[6] 李翔:《虚假诉讼罪的法教义学分析》,载《法学》2016年第6期,第141页。

[7] 吴子君:《被执行人虚假诉讼能否构成“拒执罪”》,载20161213日《中国商报》,第A04版。

[8] 张明楷:《虚假诉讼罪的基本问题》,载《法学》2017年第1期,第167页。

[9] 详见: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6)辽0102刑初500号刑事判决书。

[10] 高铭暄、叶良芳:《再论牵连犯》,载《现代法学》2005年第2期,第108页。

[11] 金殿军:《试析虚假诉讼逃避执行之反制——兼论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额完善》,载《强制执行的理论与制度创新》中国执行论坛优秀论文集,第230-233页。

[12] 梁根林:《虚假诉讼入罪要斟酌的三个问题》,载2015129日《检察日报》,第3版。

[13] 刘贵祥、刘慧卓:《<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应用卷)》2015年第3期,第15页。

[14] 曹文智:《论虚假诉讼的刑事追诉程序之启动》,载《法学杂志》2016年第6期,第118页。

[15] 洪冬英:《论虚假诉讼的厘定与规制——兼论规制虚假诉讼的刑民事程序协调》,载《法学》2016年第11期,第144页。

 


 

 
责任编辑:王瑜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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