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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沉默权制度的发展与限制
作者:新罗法院 邱建文  发布时间:2019-08-02 10:35:19 打印 字号: | |


论文提要:沉默权是一项被多数国家承认却饱受争议的权利保障制度。虽然沉默权自身存在不少弊端,但将沉默权明文化已经被认为是一个现代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都对沉默权制度有着具体的规定。过去我国由于各种历史遗留因素,未能形成了明文化的沉默权制度。回归现实需求,随着社会发展,我国各方面条件逐渐成熟,过去阻碍沉默权建立的历史原因也逐渐消失。故我国沉默权的未来应该是明文建立。(全文含注释共7504字)

 

主要创新观点:

世界范围内,多数国家都建立起了沉默权制度,而我国始终未能将沉默权明文化。研究这其中的原因,以及沉默权制度的意义、价值。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对比,寻求现存沉默权制度的运行状况、利弊。最终根据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背景,探索出我国沉默权制度的未来。沉默权制度,作为一项已存在许久的制度。虽在我国未能明文规定,但是通过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明确了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对其的探讨有了现实的意义。通过结合我国当前实际,和其他国家的司法实践经验,探索我国沉默权的未来。

 

以下正文:

世界主要国家几乎都对沉默权有了具体的规定,而我国建国以来却无明文规定沉默权,这样的差异值得深思。将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具体沉默权规定进行比较,并寻找形成现状的原因,是当前很有价值的工作。同时也应结合现阶段社会实际情况,与我国历史情况进行对比,并基于该结果分析我国沉默权的建立必要性及建立模式,为我国沉默权的未来指明方向。

一、沉默权制度

(一)沉默权概述

沉默权,又称缄默权,初始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李尔本案”,18世纪通过权利法案进入美国宪法,20世纪中期通过米兰达案形成《米兰达规则》以致顶峰。沉默权本身是一项诸多国家所承认的正当公民权利。刑事诉讼领域的沉默权,通常认为是狭义沉默权,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面临警方与法庭的讯问时,享有缄默的权利。因此也分为审判沉默和讯问沉默。其存在本身是旨在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因沉默而在侦查、庭审中陷于不利情境。其核心在于“任何人不得成为在刑事诉讼中反对自己的证人”。但在起到保护作用的同时,沉默权本身也饱受争议,在一些西方国家警方和法庭的眼里,沉默权是天敌,通常认为对打击犯罪、保护被害人有较大的消极作用。

(二)沉默权制度的利与弊

1.沉默权制度的利

首先,沉默权的确立,可以起到平衡控辩双方庭审地位的作用。刑事诉讼中的规定,进一步将举证责任更稳固的限制在控方手中。若控方对举证责任不完全承担,同时被告人无需自证其罪,最终控方需要承担败诉结果。这样一来,控方收集的首要证据必须是被告人供述外的其他证据。若无沉默权的存在,侦查的重心便是撬开犯罪嫌疑人的嘴,再寻找与之照应的其他证据。显然没有沉默权的存在,既违背了法律中对举证责任的分配,也毫无疑问的为冤假错案提供了催化剂。其二,沉默权的一个重要价值,是辩护律师能够提更好地提供援助。新《刑诉法》对辩护一章进行了改变和完善,扩充了辩护律师的权利,同时也将律师介入案件的时间提早到第一次侦查讯问、采取强制措施。这样的规定,旨在改变被告人在诉讼程序中的弱势地位,而沉默权的存在,为律师更好发挥援助作用提供了前提条件。其三,有利于纠正法律的价值取向,侦查工作中的“非法讯问”与“口供优先”,都是基于“口供主义”的价值取向。若侦查机关的工作重心在口供上,那么刑讯逼供定会成为侦查的主流手段。“如果加强了口供的证据效力,无论如何容易产生要强迫口供、拷问及其他蹂躏人权的行为。”1诚然在过去侦查手段不发达的时代,口供主义有着生存的土壤,但是随着技术的革新,需要改革的不仅是制度,更多是价值观念的转变,削弱口供的作用是大势所趋。沉默权的存在,可以潜移默化的改变侦查人员极度重视口供的现状,推动以“口供作为证据核心”的口供主义的改变,并且反向推动侦查技术的进步。其四,有利于推动以审判为核心的司法改革。现阶段的改革要求实现将审判置于侦诉审三者的中心地位,而沉默权的存在,削弱了侦查环节的权力,无形中将审判的地位提高,同时司法改革的方向,也符合正当程序模式的价值需求。因此,现阶段要求更加重视程序正义。毫无疑问这样的改革价值需要一套严谨的程序,沉默权对侦查机关的限制作用,能有效的将案件的关键环节引入法庭庭审阶段,保障审判的中心地位。其五,最大程度避免冤假错案的产生,直接将非法口供拒之法庭门外,是杜绝错误判决的最好方式。回首新中国以来的众多著名冤假错案,呼格案,聂树斌案等,无不是以侦查过程中非法讯问为起点最终演变成冤假错案。

2.沉默权制度的弊端 

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沉默权的存在会降低司法程序的效率。随着司法效率的降低,势必造成一些案件成为寸步难行的“坏案“、”死案“从而导致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的瘫痪。其二,不利于”打击犯罪,保护人民。对于我国社会而言,维稳始终是一个难以回避的命题。沉默权的限权作用,在社会稳定层面的消极影响很为严重,会让大量犯罪嫌疑人最终在侦查程序中“无疾而终。政府被认为是在通过法律保护犯罪分子,政府的公信力与权威会随之降低,一些群众甚至会开始使用“私力救济”。其三,对于真正没有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他们更乐于向侦查机关、法院陈述自己所了解的情况,而不是选择沉默。从逻辑上讲,只有真正有犯罪行为的人更倾向于保持绝对沉默。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沉默权保护的大多是真正的“犯罪分子”。“对于无辜的被告人,根本不存在三重困境或两难境地;事实上,对他们而言,根本不存在任何问题。”2其四,无论侦查技术如何发展,依然有一些案件无法削减对口供的依赖性,造成冤假错案的可能是口供,推翻冤假错案的也是口供,沉默权的存在也让一些冤假错案永远的盖棺定论,口供的缺失,导致翻案无法进行。其五,在一定时期内,对于侦查工作进行,侦查人员的工作热情有较大打击,因为长时间以来,侦查中心的价值理念在我国盛行,突然使侦查工作的开展存在难以进行的阻碍,对于案件侦破,司法程序的运行都是不利因素。

3.我国未能建立沉默权的历史原因

首先是在刑事案件中对口供的过分依赖,由于技术受限,许多证据受时效所迫,不能长时间保存,或者难以及时获取,只有口供证据可以长期存在并且反复接受考验,所以不建立沉默权,正是为了保证口供能够被有效、及时的获取。其二,社会因素,因为历史因素,我国始终崇尚有案必破,承接犯人,告慰被害人的价值观,所以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将破案作为首要目标,沉默权这样的保护被告人的权利是不符合当时社会的政治正确。其三,与我国长期更加重视实体正义有关,最初诞生沉默权的英美法系国家,本质上还是为了强调控辩双方平等,保护被告人的利益,但是我国本质上是基于欧陆法系,职权式的影响深刻,故不可能一蹴而就建立沉默权,在欧陆法系国家,因为一元式法庭特点,更愿意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解决非法讯问的问题,而非沉默权,沉默权制度的天然土壤依然是英美法系。其四,受我国传统价值观影响,我国长期以来注重集体利益,国家利益,认为个人利益应该无条件低于集体利益,故保护个人利益而损害集体利益的沉默权是政治不正确。其五,历史上的特定时期因为社会整体风气问题,出现了犯罪率较高的情况,需要“严打”帮助社会矫正风气,然而沉默权的存在会大大遏制严打时期的工作展开,所以一直未能将沉默权成文化也是社会所必需承受的发展之痛。

二、主要国家地区沉默权发展状况

(一)我国沉默权的现状

首先要明确的是,我国并不是完全没有一点沉默权,而是没有将沉默权予以成文化。在我国现行法律中,许多条款是体现出了沉默权之精神。以《刑事诉讼法》为例,其中,以四十九条之举证责任分配,五十条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五十四条通过刑讯逼供等途径获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暴力胁迫等途径获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排除,无一不是体现了沉默权和疑罪从无的精神。当然,《刑诉法》中也存在118条这样要求犯罪嫌疑人如实回答侦查人员提问的条款,但我认为,该条款不应该理解为是犯罪嫌疑人不享有沉默权,而应该将重点放在“如实”二字,如此一看,118条不仅没有剥夺沉默权,恰好是在法律框架了给予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限的沉默权。这样一来,纵观我国整个刑事诉讼领域内,虽无相关语句表达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保持沉默。但在细节之处,无不是体现了“无需自证其罪”、“疑罪从无”之精神。但终究没有成文化,始终是我国法律制度的遗憾。

(二)其他国家地区的沉默权现状

1.台湾地区

我国台湾地区,沉默权称作缄默权而作为一种被告法定权利。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六条第四项 (缄默权),如果被告没有自白其罪行,也无相关证据佐证,不得因其拒绝供述或者保持沉默而对其进行定罪量刑。虽然台湾地区本质上是基于成文法的欧陆法系,但毕竟沉默权是基于英美法系的土壤而生,所以最终还是基本按照英美模式规定。

2.美国

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中规定的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特权被认为是美国的沉默权制度,通过十四修正案的条款适用于其各州。虽然独立战争时,该项特权就被视作是不言自明的真理,但是至今美国对于沉默权制度都有着不断的争议。沃伦时期的最高法院对该特权赞赏有加,但是大法官本杰明却认为即使没有该特权,正义也不因此凋零。过去学者们曾对此特权给出了强有力的支持,但现在沦为了残酷批判的对象。即便在法律实际操作中,也不是完全的特权,例如酒后驾车,则不能选择保持沉默,必须在血液检测和刑事审判中二选一。但毫无争议的是,没有人会认为沉默权应该从美国宪法中被废除,如果废除沉默权,对于整个法律制度都是巨大的冲击。同时该特权是美国控告是司法制度的核心特征,尤其是犯罪追溯中,起到了平衡了控辩双方的地位,减少了政府不择手段从被告人身上榨取口供的可能性。作为对抗制的重要支撑,一旦消失,那么对抗制也不复存在。再者便是沉默权制度的诸多例外情况,现阶段美国不再是完全默认沉默权的适用,而是经常通过公共政策例外对沉默权进行排除。

3.英国

相较于美国而言,英国是一个更为彻底的不成文法国家,故其沉默权也没能集中规定在某一具体法典中,而是分散在法律的各个角落。例如20世纪初的《法官规程》、更早的《人身保护法》、《权利法案》,还有诸多判例,宪法惯例。在英国,该项权利真正的起源应源自18实际末期,对抗制刑事程序的兴起,或者说,是辩护律师制度的产物。可以明确的是,即使是在英国,沉默权也不能例外的不受争议。但毕竟为二元式法庭的国家,更加偏爱非法证据的排除,由于陪审团制度的存在,如果不将非法证据更早的排除在外,“二分式法庭的法官站在事实认定堡垒的大门口,负责决定将要传递给最终的事实人盯着的信息是否具有充分的认知潜力进而可被采纳。”3因此无论遭受多大的质疑,存在陪审团制度的英国,也不可能将沉默权制度予以废除。

4.其他大陆法系国家

对于大陆法系而言,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性显然没有英美法系那么大,沉默权制度,自然也没有英美般受到重视。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大陆法系国家,都或多或少在《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对沉默权有所规定,就内容而言也与英美法系国家无差,但很重要的一点,这些成文法国家,都将沉默权明文化了。

三、我国沉默权的未来

(一)我国建立沉默权已具备的条件

1.我国法律建设层面的必然要求

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要求将审判放在侦查、起诉、审判三者中的中心位置,势必要强化法庭和裁判者的作用。建立严格的法律程序,也是实现审判中心主义的有效途径,现阶段而言,沉默权制度建立的优先级应该最高。从限制权力的角度讲,沉默权有效限制侦查阶段权力滥用,保护犯罪嫌疑人免受无限讯问。同时如果建立起避免检察院通过“毒果”起诉,或者无证据强行起诉的制度,又能加强法庭中控辩双方的对抗,对提高审判地位有着较强的显示作用。但有观点认为,沉默权的存在,与我国正在试点的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制度相冲突,同时也与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方向相冲突,认为实质性的定罪量刑在审判前就已完结。但是应该明确这三者是不冲突的,沉默权的制度存在固然会削弱侦查的分量,但是并不当然排斥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期间的坦白。同时,即使未来我国建立起了类似西方的辩诉交易速裁模式,在庭审前就通过“交易”的方式完成量刑,但最终的实质性审判结果还是由法院作出,所以在理论上这三者不矛盾。同时,以英美两国的实践为例,二者都建立了不同程度的辩诉交易制度,但是毫无疑问,两国也都建立了审判中心主义,同时,二者也有各自的沉默权制度。所以,这三者是并不矛盾的。从我国刑事诉讼法自身的价值而言,也要求建设沉默权,如果没有明文沉默权,则默示刑讯的合法性,必然使对抗式诉讼基础分崩离析。再者,沉默权的存在也是证明责任分配的重要依据。其三,在庭审中被追诉人也是诉讼主体,其意志自由独立应该得到尊重,如果违背意志自由,被追诉人也就成了不具有意志独立的诉讼客体。

2.社会层面的要求

随着社会发展,沉默权的明文化是现阶段的一个重要目标。无罪推定在法律和社会中逐步普及。从实际来讲,群众已经逐渐可以接受无罪推定的思想和沉默权价值。伴随“呼格案”、“聂树斌案”等诸多冤案的平反,也使全社会认识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应该受到保护,并且不能只是在观念上进行保护,必须用实际存在的法律进行保护。其二,过去我国社会问题严重,各种犯罪层出不穷,难以控制。但是如今,社会逐渐稳定,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犯罪,如果再坚持过去的“矫正犯罪”价值观显然是脱离社会发展实际。其三,我国社会对“刑讯逼供”呈现出一种极度恐惧的面貌,同时对法律的逐渐科普,社会也更加认可“权力应该受到限制”的观点。

3.保障和尊重人权的要求

保障和尊重人权是刑事司法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评判一个国家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尺度。在此要求下,我国现阶段应将反对强迫自证其罪这一人权保障的最低限度标准载入到刑事诉讼法中。同时从国际角度出发,联合国的诸多人权公约中都体现了沉默权精神,在人权保障委员会这样的组织中,也多次强调应该将沉默权作为成员国的一项诉讼原则。因此,我国现阶段的人权现状和联合国人权组织的普遍认识都要求将沉默权明文化。

(二)两种错误的倾向

经过上文陈述,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对沉默权的规定各有不同。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国家地区崇尚“绝对沉默权”和“零沉默权”,显然这两种观点都是不应该被现代国家所接受的。绝对的沉默权和零沉默权,对于一个国家而言都是弊大于利的,绝对沉默权,使一国的侦查机关、审判机关瘫痪,零沉默权使一国国民人人自危,再无社会稳定一谈。由此可见,这两者也不可能成为我国沉默权的未来。

(三)将沉默权规定在哪里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考虑是将沉默权放置于《宪法》还是《刑事诉讼法》中。观之美国模式,将不自证其罪的规定放在宪法修正案里,在拥有两套法院体系的美国是遇到许多施行的困难,只有一套法院体系的我国不存在这个问题,将沉默权放置于《宪法》是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但是考虑到我国的国情,沉默权的重任交给《宪法》而不在诉讼法中具体规定,最终必然在适用上存在重重阻力,交由《刑诉法》是更好的选择。因此我认为,将沉默权规定在我国刑诉法典中第一编第一章,作为一个原则规定在其中。当然宪法中可以规定类似于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一样,任何人没有义务自证其罪,起到与《刑事诉讼法》相照应的作用。

(四)我国沉默权的理想模式

考虑到改革背景和当前国情,我认为应该如此设计沉默权:首先作为一个权利来讲,要将沉默权视作一个主动权利,应该达到每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主动适用的程度。具体操作如下:设计侦查人员的前置告知义务,在整个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无论侦查、审查起诉、还是审判都应当明确告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拥有的沉默权利,同时可以免受长时间讯问的权利。否则,即为侵犯其沉默权。在接受讯问时,保障律师到场权利,提供援助,同时监督询问的进行,旨在保证犯罪嫌疑人可以选择不单独接受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拒绝回答侦查机关无关联证据支撑的猜测式问题,例如当时何时所处之地,所做之事,但应该回答与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有关的问题,可以例外拒绝回答,但若查证拒绝回答该问题只是为了逃避侦查阻碍案件侦破,在定罪量刑时应考虑从重,同时也保留如实回答从轻减轻处罚的条款。进入审判程序后,证实为侵犯沉默权所获得的非法口供,依然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严格的侦查人员非法讯问追责程序,完善相关立法,也是将侦查权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减少同时也保护侦查人员的非法侦查行为。从构成要件上讲,参考美国沉默权的规定,使用沉默权强调具备四个要见:1.任何人 2.被强迫 3.在刑事案件中 4.成为反对自己的证人。这样的沉默权制度,就可以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拒绝回答侦查人员的与案件无关的猜测式提问,同时也保证犯罪嫌疑人免受侦查人员无限讯问。

(五)沉默权应被限制使用的情况

对于美国、英国二国经验的考量,沉默权在一些具体案件是必须受到限制的,否则沉默权只能带来消极作用。例如美国的公共安全政策等例外条款,是必须的。我认为首先要确定的是要确认一些案件需要限制使用沉默权,例如危害国家、恐怖活动,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考虑到这些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之大,以及破获后的积极影响,这样的案件如果可以在第一时间完成侦查,移交司法程序,对于我国的社会、司法而言都是利大于弊,同时,如前文所述,如果此类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真的坚信自己无罪,或者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心怀愧疚,从理论上是不会用想到用沉默权保护自己,而是更加愿意配合侦查机关,快速撇清自己与案件的关系。所以在该类案件中,沉默权本身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关心无辜者处境的人应当牢记的是:恰恰是因为第五修正案,收到犯罪指控的无辜者根本无法强制有罪的人出庭作证、讲出事实的真相;相反,有罪之人可以把自己多彩在第五修正案条款之下逍遥法外。”4

作为一项具有较大争议的权利,世界各国对沉默权制度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是英美等国早在百年前便将沉默权明文化,而我国一直只能在字里行间寄托沉默权的精神。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开展的今天,沉默权更应该作为一项诉讼原则保障我国刑事诉讼的运行,促进刑事诉讼的不断发展。将沉默权明文化,毫无疑问是我国沉默权最理想、最合理的未来。

 

 



1宫泽俊义:日本国宪法精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0:285

 

2约书亚·德雷斯勒,艾伦·C,迈克尔斯美国刑事诉讼法精解第四版[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244

 

3米尔建·R·达马斯卡 漂移的证据法[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77

 

4约书亚·德雷斯勒,艾伦·C,迈克尔斯美国刑事诉讼法精解第四版[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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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瑜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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