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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缓刑司法实践之失范与规制
——以缓刑裁量的思维逻辑理路为依归
作者:李美  发布时间:2019-08-02 09:17:13 打印 字号: | |

 

论文提要:

《刑法修正案(八)》对一般缓刑适用的实质要件进行了修订,立法者企盼通过“明确”、“细化”缓刑适用条件,使该制度更具有操作性。然而通过实证分析,缓刑适用过程中存在适用比率仍然较低、受审前强制措施影响大、缓刑适用标准不一等问题。为了实现缓刑制度的有效性、优越性,笔者对缓刑适用偏失的原因进行剖析,明确缓刑适用的四个实质要件。同时,试图对司法裁判者缓刑适用的裁量过程提供一种思维路径或模型,使缓刑裁量外化以实现缓刑适用的正当合理。(全文含注释约10000字)

主要创新观点:

一、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以最高法院公报司法统计的数据及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相关一审刑事判决书为样本发现司法实践中缓刑适用存在的问题,避免了对问题的空谈;二、研究重点主次分明。当前,我国一般缓刑制度适用的实质要件仍然抽象,阻碍制度的运用,与立法者希望通过“明确”、“细化”缓刑适用条件使其更具操作性、适用更广泛的初衷不符,正是基于此,本文带着问题意识研究,其研究重点在于:一是释明缓刑适用偏差的归因;二是追问缓刑制度的法律本质,明确、细化缓刑适用的实质要件;三是建构缓刑适用的司法裁量模型,使抽象的司法裁量思维具体外化,为缓刑适用的司法裁量过程提供较为清晰的指引。

 

 

以下正文:

引言

2014年3月28日,深圳市中院一审认定马乐构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考虑其具有自首、认罪态度好、积极返还违法所得和缴纳罚金等情节,且宣告缓刑对其所居住的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故对马乐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此后,公众质疑量刑过低,三级检察院亦说“不”。二审维持原判后,最高检察院提出抗诉。2015年12月11日,最高法院宣判认为马乐犯罪数额远超相关司法解释中“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且案发时属全国查获该类犯罪数额最大者,应认定其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在五年以上十年以下判处刑罚,鉴于其自首、退还全部非法所得、缴纳全额罚金、认罪悔罪态度良好,可予减轻处罚,但对马乐“判三缓五”不当,再审改判取消了五年缓刑。([1])马乐案量刑的合法合理经最高法院予以纠正,但该案件原审裁判引发笔者对缓刑裁量的思考。

2011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对缓刑的适用条件进行了修正,立法者企盼通过“明确”、“细化”缓刑适用条件,使该制度更具有操作性。然而从缓刑适用的实际状况及一些法院的调研情况来看,缓刑适用的条件仍然过于原则与抽象。本文通过梳理分析缓刑适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试图对司法裁判者缓刑适用的裁量过程提供一种路径或模型,使缓刑裁量外化以实现缓刑适用的正当合理。

一、现实观察:我国缓刑适用的司法裁量迷失

《刑法修正案(八)》明确了缓刑适用必须同时符合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四个要件。修正的原因是立法者认为原刑法对缓刑的规定尚有缺陷,需要进一步明确缓刑适用条件,以使缓刑更具有操作性。那么,修正后缓刑适用的具体情况如何?笔者将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进行分析。

(一)缓刑适用比率仍然较低 

缓刑是法院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人,因为其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危险,认为暂不执行原判刑罚对其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对其规定一定的考验期,在该期间如果没有再犯新罪或者没有严重违反法律、法规以及没有被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原判刑罚不再执行的一种制度。([2])为了更好的了解《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后我国缓刑适用的具体情况,笔者根据最高法院司法统计公报的数据,通过比较《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前后判处缓刑人数占短期监禁刑([3])和拘役人数的比例进行分析。(详见表1)

表1:《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前后缓刑适用具体情况

从表1中可以看出,《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后,缓刑适用的总体比例略有增高,但增幅不大,且在2015年、2016年间适用比例下降至接近《刑法修正案(八)》以前的比例。立法者修正缓刑适用条件的初衷系希望通过完善法律规定使缓刑作为从宽处理的一种法律制度,能充分发挥该制度在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上的积极作用。但从数据统计的情况来看,缓刑适用条件修正后,缓刑适用的比例仍然较低,立法者期待缓刑适用更具操作性、缓刑适用扩大的初衷并未完全实现。

(二)受审前强制措施影响大

刑事强制措施是国家为了保障侦查、起诉、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而授权刑事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限制其一定程度人身自由的方法。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五种。为了了解我国缓刑适用与判决前刑事强制措施之间的关联性,笔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检索了截止上传日为2018年5月21日、时间节点为2014年至2017年的相关一审刑事判决书([4])。(详见表2)

表2:判决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案件情况

从表2中可以看出,2014年至2017年间,审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了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非监禁性强制措施的案件,法官适用缓刑的案件比例分别达79.82%、81.07%、84.66%、86.96%,这些数据显示人民法院适用的缓刑,很大程度上是对非监禁性强制措施的延续。

(三)缓刑适用裁量标准不一

缓刑裁量是司法裁判者对各种因素综合考量后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结果,缓刑的适用要求被告人必须满足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危险、宣告缓刑对其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这四个要件,但每一个要件都可能受被告人主观方面、客观方面、社会因素、政策因素等诸多影响。为了更好的了解法官缓刑适用与否的裁量标准,笔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随机抽取了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的一审刑事判决书,并对具有相似案情的案件样本进行对比分析。(例证见表3)

表3:具有相似案情的案例比较表

从表3案例的比较可见,缓刑适用的标准不一,法官适用缓刑时考量的因素存在差异,随意性大,存在缓刑适用不均甚至裁量不公的现象。如财产型犯罪中一些犯罪数额“特别巨大”的案件适用了缓刑,而数额明显小的案件却不同意适用缓刑,明显存在裁量不公。

二、寻根究底:缓刑适用偏失的理性探知

缓刑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立法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其以不实际执行所宣告的刑罚,通过给犯罪人带上“紧箍咒”,在一定考验期限内对犯罪人规定一定的限制和科以一定的义务,进而对犯罪人进行教育改造,实现一种犯罪人自我督促与司法对外警示的价值功能,这一价值功能,使缓刑具有其他刑罚制度无可比拟的优越性。([5])但从司法实践来看,缓刑适用存在诸多偏失现象。

(一)制度层面:法律性质争议的影响

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缓刑属于刑罚裁量制度的一种,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些法官认为缓刑是我国“适用得最多的非监禁刑”([6]),还有学者提出刑罚执行制度说、刑罚消灭制度说、独立刑种说、刑罚替代措施说等观点。但,缓刑法律性质的认知不统一会影响缓刑的具体适用,进而影响缓刑适用实质条件的具体解读。例如有学者认为缓刑本质上是刑罚的一种宽宥措施(制度),法官在量刑时对量刑情节考量后作出的减轻处罚本身便是一种宽宥,那么在减轻处罚后使原本可能判处有期徒刑大于三年的犯罪人的宣告刑在三年有期徒刑及以下的,再适用缓刑就违背了“禁止重复评价”的刑法原则,继而在考虑缓刑适用条件的影响因素(如犯罪情节)时,亦要考虑与量刑是否违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但在司法实践中,却普遍存在减轻处罚后再适用缓刑的做法。

(二)客观层面:抽象法律规定的桎梏

在1997年刑法中,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为“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仅仅是“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判断材料,但在《刑法修正案(八)》中,犯罪情节、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一均为缓刑适用的实质要件。([7])此番修改的原因是立法者认为1997年刑法关于缓刑制度的规定存在的缺陷制约了缓刑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该缺陷体现在修正前缓刑适用条件笼统,没有针对案件事实或适用对象的不同情况进行区分和细化,“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这一条件只能根据裁判当时的情况进行预测,不能对未来情况作出完全准确的判断,造成实践中可操作性差,司法裁判者不能很好地把握。([8])然而修正后,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的界分标准仍然模糊。根据四川巴中恩阳法院的调研认为,缓刑适用的裁判一致性不足,这主要缘于法官对“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和“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的把握主观性过大,尺度不一。([9])山东德州市中院认为《刑法修正案(八)》对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有细化,但法律规定仍过于抽象和原则。([10])宁夏中卫中院也认为应对缓刑适用的条件、范围作出更为具体可操作的规定。([11])可见,当前《刑法》关于缓刑适用实质要件的规定仍然过于原则和抽象,“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及“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的认定仍然缺乏操作性。

(三)主观层面:趋利避害心理的导向

长期以来,法院不敢大胆适用缓刑不仅与缓刑适用实质要件的法律规定缺失有关——适用条件的不确定使裁判者对是否适用缓刑“没底”,亦与制度适用可能带来的风险密不可分。一方面,缓刑制度是刑罚特殊预防目的的具体表现方式,将符合条件的犯罪分子置于社会予以监督,既需要考虑保障公众安全的问题,还需要考虑犯罪分子重新违法犯罪的可能性问题。([12])对犯罪人宣告缓刑,意味着要将犯罪人放到社区进行矫正,裁判者对公众安全与犯罪人再犯罪风险难以控制,这让裁判者适用缓刑有所顾虑;另一方面,审判责任追究制下,法官裁判的风险无处不在,为了尽可能降低风险,审前的强制措施为法官缓刑适用与否提供“确定性替代”,这种确定性替代能将风险转移给侦查、控诉机关。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法官在面对缓刑适用可能产生的不确定风险时采取的策略,是“安全量刑观”的具体表现。

(四)逻辑层面:经验认知主导的谬误

法官审判实践活动的展开,既靠经验,又靠逻辑。缓刑适用的正当合理应为法官理性逻辑和职业经验判断的共同结果。由于缓刑适用条件尚不明确,现有法律、司法解释等规定缺乏实际可操作性,上述缓刑适用偏失的谬误之源,在于经验裁量主导审判逻辑,即法官在缓刑适用时依赖个人经验进行估量。而经验是非系统化、条理化的知识,经验判断是一种直觉判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判断过程难以用语言文字进行描述;经验思维能力的大小取决于个人阅历、价值观、感知力与判断能力,法官有时难以对自己的个人偏见同社会通行观念进行区分,容易把个人经验误当作社会生活经验。([13])由于法官经验思维存在个体差异,因此,不同的估量者对同一评判对象再犯罪可能的出现与否、再犯罪危险的大小的判断上有差异,甚至同一个估量者对同一评判对象在不同时间、不同情境下都可能做出不同的判断,因此这种依个人经验估量产生的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容易产生量刑不均的现象,甚至出现量刑不公。

三、制度修正:缓刑适用的实质标准界分

缓刑集刑罚社会化、人道化、节约化于一身,顺应人类文明进步的潮流,符合现代刑罚发展的趋势。缓刑司法适用存在的问题,需要我们去纠偏。

(一)缓刑制度本质诘问

从前文论述可知,缓刑法律性质的定位不同,会影响缓刑适用条件的判断,因此,缓刑适用条件的具体化、明确化,需要对缓刑制度的本质进行重新审视。缓刑适用的目的是避免短期监禁刑罚对犯罪恶性不大、无再犯罪可能的犯罪人带来“交叉感染”、“加重感染”的弊端,付诸于所宣告的短期自由刑之后,通过科以一定考验期及一定义务实现犯罪人的自我治愈、自我救赎。此时,缓刑与有期徒刑、拘役等不同,其并非一种独立的刑罚种类,其仅是自由刑罚的一项连用制度,是为实现刑罚特殊预防目的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得一项刑罚运行的特殊方法。这与刑法将缓刑置于“第四章刑罚的具体运用”而非“第三章刑罚”的设置是一致的。

图1

法官在量刑时会对全案案情进行综合考量,最终确定宣告的刑罚(如有期徒刑、拘役等),而缓刑是法官确定自由刑罚后就该刑罚具体运行方法作出的抉择,两者并非同一法律内涵,此时法官对犯罪人适用减轻处罚使原本可能被判处大于三年有期徒刑的犯罪人的宣告刑在三年有期徒刑及以下的,在决定是否适用缓刑时—主要在于对缓刑适用条件的判断上—仍应综合全案情节进行考量,而不适用“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因为重复评价“本质上是对其(犯罪行为、犯罪情节)所反映出来的同一不法内涵和同一罪责内涵进行了重复考量”([14])

(二)缓刑适用条件的厘清

缓刑适用实质要件的明确、具体化是立法者修正刑法的目的追求,但《刑法修正案(八)》关于缓刑的四个实质要件仍需要进一步明确、细化。

1.关于“犯罪情节”判断问题

犯罪情节是案件中客观存在的,说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各种具体事实。([15])在缓刑适用上,犯罪人是否符合“犯罪情节较轻”应该根据案件事实进行判断。有学者认为法官在决定宣告刑时已经进行了比较完整的定罪量刑活动,对定罪情节、责任性情节已经进行了评价,故在判断缓刑适用时的犯罪情节只能是定罪量刑活动中没有评价过的情节。([16])笔者在前文已论述在混行裁量时不适用“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但是,判断犯罪人“犯罪情节较轻”中考量的“犯罪情节”应该是罪中情节,且要考量其与刑度的关系,即由于缓刑适用的前置条件—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人—已经考量了犯罪情节,这些犯罪情节本身就“较轻”,因此在考量缓刑适用实质要件中的犯罪情节时,重点应该考量影响犯罪人人身危险性评价的情节,如行为人实施犯罪时采取的侵害的对象、方法、手段、次数、部位及持续时间等反映犯罪决意的因素。([17])


























  侵害的对象、方法、次数、手段、部位、持续时间等 






















 


 


图2

2.关于“有悔罪表现”的判断问题

人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和言行分离的能力,一个实际具有严重人身危险性、再犯可能性的犯罪人,可能为了逃避刑罚表现出“有悔罪表现”的行为,此时犯罪人并非真诚悔罪,仅仅只是进行了“悔罪表演”,从而使司法裁判者作出错误裁量,因此对于“悔罪表现”的判断应当慎重。与“犯罪情节较轻”不同一样,犯罪人是否“有悔罪表现”考量的应该是罪后情节,具体判断时可以从以下几点出发:①以犯罪人认罪为前提,犯罪人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并且具有明显的悔改意思表示,认罪态度好。认罪态度好具体表现有归案后如实交代犯罪事实,不隐瞒,不编造,不串供,无翻供等;([18])②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持否定评价,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造成了不法伤害,深刻认识到所犯罪行的危害性;③自愿接受刑罚处罚,认识到自己将面临的刑罚处罚,不逃避;④通过具体行为表现出悔罪,如积极主动赔偿被害人,积极退赃、缴纳罚金、取得被害人谅解等。












 


 

 

 


图3

3.关于“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判断问题

“没有再犯罪的危险”是缓刑适用最核心的要件。犯罪的生成与消弭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相互影响导致的,这些因素与犯罪人的生理、心理、人格、精神及社会政治、经济、刑事政策等相关。“再犯罪的危险”有“行为的危险”与“行为人的危险”之界分,行为的危险指犯罪人法益侵犯的可能性,着眼于犯罪人做出再犯罪行为的可能。行为人的危险则指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主要关注犯罪人犯罪的心理倾向;行为人人身危险性需要通过危险行为为指标进行判断,而行为的危险需要借助于行为人的心理倾向来解释;故在考量犯罪人“再犯罪的危险”有无时,需要从客观层面考量行为的危险,又要从主观层面考量行为人的危险性。([19]) 在缓刑适用实质条件中“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判断时,犯罪人行为的危险是从其过去所为违反社会成员共同遵奉的规则、规范的行为进行,如违法犯罪前科、罪数等,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可以通过犯罪主观方面(故意过失形态)、习性犯罪(或职业犯罪)、年龄、职业、教育程度等等综合判断。

图4

4.关于缓刑执行的可行性问题

“宣告缓刑对犯罪人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是缓刑执行的可行性问题。对犯罪人适用缓刑需要将犯罪人投到社区中并进行社区矫正,法官在裁量时必然要听取社区的意见。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具体接收缓刑犯罪人的社区,实践的做法多为犯罪人户籍所在地社区来执行。另外,当犯罪人符合缓刑适用的前三个实质要件但社区认为对犯罪人宣告缓刑将对其所居住的社区有重大影响时,法官的做法是不适用缓刑。对此,笔者认为法官应该在合适的时机选择合适的社区对犯罪人宣告缓刑。具体而言,所谓选择合适的社区指在社区选择时,首选犯罪人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社区,当该特定社区认为对该犯罪人执行缓刑可能对社区造成重大不良影响时,法官应该考虑由其他社区或者设有“集中监管”的单位来执行缓刑。而所谓合适的时机指缓刑宣告并不必然与实刑判决一并作出,对于一些犯罪人在判决时尚不满足适用缓刑的条件,需要一定时间的监禁矫正才会消弭再犯罪危险的,应当允许其在监禁刑满前向审判部门提出缓刑申请或由执行机关视其表现向审判部门提出适用缓刑的建议,使其得到缓刑社区矫正的机会。

图5

四、逻辑路径:缓刑适用的思维指引

(一)理念重申:从隔离威慑到再社会化

李斯特认为,刑罚的目的是通过消除行为人的危险性格来教育、改善犯罪人,使之重返社会。([20])传统观念中,社会对犯罪人有根深蒂固的坏人标签化心理,在民众眼中,犯罪不仅是法律上的恶,更是道德上的恶,犯罪人被贴上犯罪标签后终生无法洗脱,并连累家人。([21])实施监禁刑,可以将犯罪人与社会相隔离,实现刑罚的惩罚、报应、威慑、抚慰等功。作为社会化的人,监禁刑所要求的封闭环境可以避免犯罪人危害社会,但监狱不仅是犯罪恶习“交叉感染”和强化的“温床”,甚至越来越成为犯罪人相互传授犯罪经验、学习犯罪技巧的“犯罪学校”。([22])缓刑产生的理念根基在于对监禁刑价值功能之反思。缓刑的适用不仅可以避免犯罪人在监狱内交叉感染、强化感染,有效的监督还可以实现犯罪人的自我救赎、自我康复,对其回归社会起到帮助作用。面对越来越多的轻刑犯罪,必须对监禁刑的有限功能持以理性认知,在运用监禁刑对付轻刑犯罪时应有所节制,因为对于轻刑犯罪,刑罚的效果应立足于及时性、不可避免性而非严厉性。故对轻刑犯罪,应改变刑罚理念,慎用监禁刑,扩大缓刑适用,注重教育引导,实现犯罪人的再社会化。

(二)辅助工具:适用条件的定量分析方法

缓刑适用条件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这就决定了缓刑适用与否的判断离不开对因素的考量。传统的缓刑适用的裁量,多依法官个人经验作出,由法官根据审理案件所掌握的案情,综合估量是否适用缓刑。依照法官个人经验的裁量缓刑适用的弊端,在前文中已经阐述,不少学者对经验裁量的弊端也有所察觉,因此提出了对缓刑适用条件尤其是“没有再犯罪的危险”进行定量分析的观点。域外对缓刑适用条件评定如英国的“OASys”(犯罪分子评估系统)、美国的“LSI-R”(水平评估量表),亦或国内学者提出的利用“皮尔逊相关系数r”、“显著水平P值”等评估“再犯罪的危险性”的方法,都是采取定量分析的方法。关于缓刑适用条件的定量分析离不开行之有效的评估方法、评估系统、评估量表,定量分析的方法虽然无法实现的百分百精确,但对缓刑适用条件的认定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域外的司法经验以及国内学者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我们需要做的是根据我国国情对定量分析的预测因子(缓刑适用条件的影响因素)进行选择。由于我国国土领域广阔、人口众多、地域差异明显,而且不同类型犯罪行为的影响因素不同,预测因子的最终选择需要考量的因素实在太多,不少学者对评估方法等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研究,其中不乏实践性很强的研究成果,在此笔者对定量分析具体方法不再详加阐述。

(三)证明标准:区分客观事实与主观评价

刑事案件事实的认定需要通过证明标准来实现。在缓刑适用的实质要件中,“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均通过对要件事实的判断进行认定,因此,缓刑适用实质要件如何确定离不开证明标准。在缓刑适用要件中的要件事实中,有些事实材料是客观事实,如侵害的方法、次数、积极赔偿等事实,有些则是主观评价事实,如法益侵犯的可能、悔罪的意思等。客观事实可以被直接感知,能够通过证据被直接或间接的证明;主观评价事实难以被具体描述,依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此时,就客观事实与主观评价事实的证明标准应该达到何种程度?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由于缓刑适用实质要件中“没有再犯罪的危险”指向的是尚未实际发生的未来的犯罪事实,犯罪人将来是否一定会再犯罪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再犯罪危险的司法证明显然与“已然之罪”不同,此时,在缓刑裁量时,若对每个要件、每个证明环节均要求如“已然之罪”般达到“确信”—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强度,显然过于严苛。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确定缓刑适用的证明标准?什么样的证明标准是恰当的?笔者认为,要求法官就客观事实的认定上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是刑事司法的基本要求,但就主观评价事实上,尤其是再犯罪危险的认定上,仅需要达到“合理相信”(或可能的理由)的证明标准,即证明主观评价事实(如再犯罪危险)的证据足以使一个小心谨慎的人合理相信犯罪人的某些事实(如未来再犯罪的事实)可能是真实的([23])

图6

(四)思维进程:逻辑与经验间的循环往复

在法律逻辑中,司法三段论是最基本的法律适用方法,是缓刑裁量的基本逻辑,由大前提(法律规范)、小前提(特定的案件事实)、结论构成。其中,法律规范是思维逻辑的先导,作为司法三段论大前提的法律规范应当是明确的,对此前文就缓刑适用的法律规范—实质要件的明确问题进行了论述。由于司法三段论本身并非完美无缺,具体的案件事实的外延并不必然比法律规范窄,因此作为司法三段论小前提的特定案件事实需要法官进行甄别,剔除与缓刑裁量无关的事实后,留下待证事实,待证事实通过定量分析工具的评价和证明标准的考验,最终成为缓刑裁量依据的法律事实。此时,缓刑适用的三段论推理可以表示为:

图7

上述分析清晰的解释了要件事实、法律事实的认定过程,此时缓刑适用的三段论中的大、小前提经过了法律加工(如对缓刑适用实质要件的明确、厘清,定量分析、证据证明法律事实等)。也就是说,在缓刑判决之前,价值判断已经开始。缓刑裁量中的价值判断无法通过纯粹的逻辑推演得到,也不能仅凭法官的感性经验而认知。尽管经验裁量容易造成缓刑适用不均,但经验可以用来验证缓刑适用的合理性。因此,适用缓刑需要在逻辑推理下论证缓刑适用的合法性,同时运用法官个人的经验验证适用条件认定、缓刑适用的合理性,缓刑裁量应该是逻辑与经验之间循环往复的结果。

结语

“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实行”。缓刑制度对实现刑罚社会化、人道化、教育与感化犯罪人、克服短期监禁刑的弊端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面对缓刑适用实质要件的抽象规定及司法适用的随意,如何对缓刑制度在法律规范层面进一步明确,并建构一套缓刑裁量的思维进程,是实务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通过有限篇幅,期望明确、细化缓刑适用的实质要件,建构缓刑适用的司法裁量模型,使抽象的司法裁量思维具体外化,为缓刑裁量提供较为清晰的指引,从而发挥缓刑制度的优越性。



([1]) 《国内最大老鼠仓马乐案深圳再审改判 取消5年缓刑》,载于http://shenzhen.sina.com.cn/news/n/2015-12-12/detail-ifxmpnqf9599424.shtml,于2018515访问。

([2]) 李永升主编:《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18月第1版,第350页。

([3]) 该“短期监禁”指“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所以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而非缓刑适用的三年以下有徒刑为比较对象,系因 2011年以前,最高人民法院司法统计公报的“全国法院审理刑事案件被告人判决生效情况统计表”中仅统计了“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被告人人数,为了实现数据的可比较性,故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为准进行比较。

([4]) 通过在高级检索中设定“案件类型:刑事案件;文书类型:判决书;审判程序:一审;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二条”来查询我国缓刑适用的案件数量。具体缓刑适用情况通过在“全文检索”中设定关键词来完成,如“提保候审”、“减轻处罚”等。

([5]) 张军主编:《<刑法修正案(八)>条文及配套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5月第1版,第107页。

([6]) 张军主编:《<刑法修正案(八)>条文及配套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5月第1版,第107页。

([7]) 赵兴洪:《缓刑适用的中国图景——基于裁判文书大数据的实证研究》,载《当代法学》2017年第2期,第47页。

([8]) 张军主编:《<刑法修正案(八)>条文及配套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5月第1版,第108页。

([9]) 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法院课题组:《强化适用可视度提升司法公信力》,载《人民法院报》2017413,第8版。

([10]) 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科学规范缓刑适用 正确发挥刑罚功能——山东省德州中院关于唤醒使用情况的调研报告》,载《人民法院报》2015416,第8版。

([11])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关于中卫市两级法院近三年来缓刑使用情况的调研报告》,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1024/00/657285_697577446.shtml,于2018517访问。

([12]) 翟中东:《缓刑适用中的再犯罪危险评估问题》,载《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24月第21卷第2期,第43页。

([13]) 《裁判中的逻辑与经验》,载《法制日报》2017115,第12版。

([14]) 王明辉、唐煜枫:《论刑法中重复评价的本质及其禁止》,载《当代法学》2007年第3期,第12页。

([15]) 张小虎著:《刑罚论的比较与建构》,群众出版社2010 年版,第611 页。

([16]) 赵兴洪:《缓刑适用的中国图景——基于裁判文书大数据的实证研究》,载《当代法学》2017年第2期。

([17]) 叶良芳:《缓刑适用应受责任刑的制约——以国内最大基金老鼠仓案为分析重点》,载《法学》2014年第9期,第9-10页。

([18]) 郭矗:《认罪态度对司法审判影响的定量分析——以778份故意伤害罪判决书为样本》,全国法院第27届学术讨论会获奖论文。

([19]) 曾赟:《论再犯罪危险的审查判断标准》,载《清华法学》2012年第11期,第65-67页。

([20]) 马克昌主编:《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195196页。

([21]) 杨迪:《我国轻罪案件刑罚配置的规范化进路——以刑事裁判大数据为方法》,载《法律适用》2018年第7期,第83页。

([22]) 刘守芬、丁鹏:《现代缓刑类型与中国的选择》,载《现代法学》2005年第6期,第26页。

([23]) 曾赟:《论再犯罪危险的审查判断标准》,载《清华法学》2012年第11期,第75页。


 
责任编辑:张丽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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